触摸退之的脉动：读《师说》李玉山
读《师说》，领略退之先生的真知灼见与文采风华之余，更多地是被先生“不顾流俗”的勇气、执着于理想的精神所感动。
作《师说》时，韩愈任国子四门博士，35岁。大家知道，韩愈从幼年时期便饱尝寄人篱下之苦和长期颠沛流离的艰辛，19岁开始参加进士考试，“三试不中”，直到25岁才考中进士，后在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中又连遭失败，仕途坎坷。这对于始终奉行“达则兼济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韩愈来说是十分痛苦的。四门博士虽然品阶不高，但毕竟是京官，如果“经营”得法，与朝中的权贵、士大夫们搞好关系，很快就会飞达，不仅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可以解决困扰他多年的经济困窘问题。
韩愈可不这么想。在“现实”与“理想”的权衡中，他把砝码加在了理想这一边。唐代帝王大都崇奉佛教，有的甚至到了“佞佛”的地步，佛教的“清净寂灭”思想是对封建君臣关系以及父子、夫妇等封建伦常关系的大破坏。韩愈认为，只有大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政统地位，才能廓清甚嚣尘上的混浊空气，创造一个他理想中的太平世界。于是“反佛兴儒”成了韩愈“道济天下之溺”的主要使命，“收召后学”“传道受业解惑”则是实现这一使命的重要的一环。加上他对士大夫阶层“耻学于师”风气的深恶痛绝，便“不顾流俗，犯笑侮”“抗颜而为师”，传扬他所崇奉的“古道”。韩愈的斗争是艰苦的，他的这一做法很明显犯了当时官场与贵族阶层的大忌。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韩愈因此而得狂人之名。令士大夫们尤为恼火的是，韩愈居然主张从师学道可以不分年龄高低与身份的贵贱，这对于十分重视门第观念、只认功名富贵、不懂尊师重道的官僚士大夫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自然会招致他们的诽谤和聚骂。
两年后，已升迁为监察御史的韩愈因为为民请命不得不“挈挈而东”，离开京城，被贬为（广东）阳山令。以后多次“辗转”于京城与“外省”，但他的执着、他的特立独行的卓然气质并没有因为仕途的坎坷与挫折而有丝毫的改变。《新唐书》说他“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５２岁的时候仍然“不识时务”地上书，反对迎拜“佛骨”的《论佛骨表》得罪了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他甚至做了老死“瘴江边”的打算。其中有悲凉，但更多的是悲壮。韩愈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文人。他在仕途上虽然几次遭遇重大打击，但是从未灰心颓废过，他在贬官任上时刻铭记着父母官的职责。在阳山，“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至潮州，问民疾苦”，逐鳄鱼为民除害，出俸银兴办学校，革除弊政；“量移潮州”，
释放奴婢。如今“韩祠”依然福荫着潮州百姓，其一砖一木和每一级台阶仍在诉说着韩文公昔日的功德。
写作《师说》时的韩愈尽管已有了很响的文名，但还毕竟还只是一个正七品的小官，他还不具备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资本”。更多的时候他和屈指可数的几个“不拘于时”的李蟠们向庸俗风气开战的身影显得多少有些寂寥。在强大对手的白眼和诽谤、咒骂的声浪中，他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才能坚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啊！
今人对韩愈的了解，更多的把目光投在了其作为 “古文运动”的旗手所创作的“文起八代之衰”的辉煌业绩上，但很少有人设想过，在骈体文盛行的时代，他所倡导的那种融化古人词汇语法适合反映现实生活与抒发情感的散行体式的新文体要被习惯了“固守”的人们所接受是多么不容易。他的一个弟子曾说，古文运动初“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其中可见韩愈倡导古文运动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决心。韩愈曾说过：“其道由念而相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他的敢为天下先、他的敢言人所不敢言、他的坚守人生理想、他的百折不回的伟岸气节，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触摸退之先生的脉动，是否曾小声地问过自己，你能将那怦怦的节拍移植到自己的臂膊乃至胸膛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