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母亲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1873—1918），是绩溪县中屯人。 出上庄，过杨林桥，东北行十里许，即到中屯。顺弟的父亲是村里的农民，名叫冯振爽，小名金灶。青年时参加过太平军，随军里的裁缝学得一手好裁缝手艺。他平日勤耕苦作，农闲时便给人家做衣裳什物，为人勤俭正直，人称金灶官。 金灶的妻子第一胎生下个女儿。在旧社会，重男轻女，女孩子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农家更特别希望有劳动力。因此，金灶给女儿取名“顺弟”，即含着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吉利意思。果然第二胎生了个儿子，以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一家六口，生活虽然艰难，却也和睦亲爱，自有一种天然纯朴的快乐。 但冯金灶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祖上传下来的老屋，在太平天国那几年的战火里毁坏了。他发誓要重振家业，在那老屋的地基上建造一栋更大更讲究的新屋。然而谈何容易!金灶夫妇苦做省吃，木料砖瓦还是一点也没有着落，没有钱! 顺弟年齿渐长，懂事也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早。她长得—— 圆圆的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面貌并不美，倒稳重得很，不像个庄稼人家的孩子。 在家里，她上侍父母，下扶弟妹，手脚勤快，为人也贤慧，最得父母钟爱，村里人都说金灶修得了个好女儿。顺弟也很体贴父母。望着父亲梦想新屋而忧愁的面孔，她常恨自己不是个男子，不能帮助父亲劳动，赚钱，建新屋。 顺弟16岁的这年春天，上庄的星五嫂来到中屯金灶家，给顺弟说媒，说的便是她家的大侄儿，人称“三先生”的胡传。 这一年，胡传已经48岁了。前妻曹氏死了十多年，儿女都已长大。他在外边做官，没有个家眷实在不方便，所以打算续娶个填房。 金灶夫妇听了星五嫂的来意，当下心里为难。一来，怕攀不上做官人家，将来反让旁人笑话；二来，三先生比顺弟大32岁，又是填房，怕女儿不愿意；三来呢，三先生已有一大堆儿女，大女儿大儿子都比顺弟大好几岁，这样人家的晚娘不容易做，怕害了女儿一辈子。因此，金灶便对星五嫂说，这件事须同女儿商量，把媒人打发走了。 晚饭后，金灶夫妇把上庄三先生要娶填房，星五嫂来说媒的事，对女儿说知。又说，做父母的也心里为难，要女儿自己拿定主意。顺弟听了，低着头，半晌不肯开口，但心里却在紧张活动。三先生她是见过的，人家都说是好人。她想，做填房，可以多要聘金；前妻儿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财礼应该会更好看些。这是她报答父母的好机会，可以帮助父亲建起他一生梦想的新屋。于是，顺弟暗暗下了决心，应承了。 八字开过去了，与胡传的八字合过了；礼单送过来了；二月订亲，三月迎娶，农家姑娘冯顺弟，便变成了上庄胡传家的官太太。中屯冯家也造起了一栋新屋。 婚后的第二年，胡传便把冯顺弟接到上海同住。第三年冬天，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小胡适；不过那时还不叫“胡适”，而叫“儿”。他是胡传最小的儿子，顺弟惟一亲生的一点骨血。 小儿出世后刚满90天，胡传被调往台湾供职。到一八九三年春天，冯顺弟便带着一家子，抱着小儿，去台湾投亲，在胡传做官的台南和台东，度过了将近两年的很快乐的团居生活。那时已年过50岁的胡传，在公务之暇，剪一些红纸方笺，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楷字，教年仅20的冯顺弟认字。他们两人又一起教刚过两岁的小儿也开始咿哑识字，父亲当教师，母亲既是学生又兼助教。这老夫少妻稚子三口，享受到了人间最神圣的天伦之乐。到离开台湾时，母亲认了近千字，小儿也认了七百多字。 幸福是那样短暂，瞬息即逝，悲痛却来得那样突然，沉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胡适母子刚离开台湾，回到绩溪故乡不久，就传来了他父亲胡传病死在厦门的噩耗。这家庭的巨变和不幸，在胡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最初的记忆：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 胡适的母亲遭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当时还只有22岁多两个月零17天，虚龄也只23岁!她在人生的途路上还刚刚迈开几步，刚刚尝到一点生活的甜蜜，便青年丧夫，做了寡妇，这是一个中国妇女的最大的不幸!而她又“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再加上家业中落，经济困窘，诚如她的儿子所说，“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 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 1904年 三子胡洪死。 1905年 父冯振爽死。 1909年 妹冯玉英死。 弟冯诚厚死。 1915年 长女胡大菊死。 长子胡洪骏死。 1917年 长孙胡思明死。 年纪轻轻的弟妹儿孙，这样接连死去，不断折磨着冯顺弟的精神和肉体。其中以她弟弟的病和死，情状最为惨苦。中屯流行血吸虫病。她的弟弟诚厚，幼习药业，农忙时回家种田，感染上血吸虫病。玉英妹死后不久，诚厚的病势转重，腹胀不消，又不忍让年老的母亲知道，便到上庄姐姐家来治病。胡适的母亲服侍汤药，夜不解衣。诚厚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她恐怕弟弟有个三长两短，老母亲的暮年就更难堪了。听乡间传说割股可以疗病，一天夜里，她便焚香祷告天地，用快刀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块肉来，煎在药里。弟弟吃不下去，她又将肉烤焦，夹在锅巴中，让弟弟吃了。姐姐如此至诚，但和愚昧相结合，自然不可能起死回生。诚厚终于抛下年老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儿女，撒手而逝，只给人世间又增添一个寡妇，三个孤儿。顺弟怎能不十分悲恸呢! 23年的寡居生活，漫长而痛苦，她居然熬过来了!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呢？就因为有她亲生的一点骨血——她惟一的儿子胡适。只因为这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儿子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为了这点骨血的将来，她愿意忍受一切，献出自己的一切，并挣扎着熬过了23年!
儿子的将来应该是怎样的呢？她具体不知道，只是希望儿子学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她常对儿子述说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叮咛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尽管她和丈夫只过了六年三个月零21天，她对胡传的思想事业也不真正了解，但她虔诚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爱她的丈夫，可以说是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胡传亲手写的那些红纸方字，她也终生保存着，视为她与丈夫、儿子三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在她的心里，丈夫胡传简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而且，她又以虔诚唠叨的述说与叮咛，逐步在儿子的心里也树起了这尊偶像。
为了儿子的将来，她管教很严。她没有读过书，却千方百计地履行胡传的遗嘱，送儿子读书。绩溪上庄一带，蒙馆学金很低，每个学生每年一般只送两块银元。先生教起书来自然也不肯尽心，只教学生念死书，背死书，还动辄施以体罚。这样，学生学起来没兴趣，便常常逃学。胡适的母亲却与众不同，舍得在学金上下本钱。据胡适回忆说：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了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 因此一着，先生便对胡适另眼相看，特别优待，认真地为他讲书，把一字一句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这使胡适得到莫大的好处。他后来回忆说，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正是他的母亲增加学金所得的大恩惠。 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几个哥哥闹着分了家。胡适的母亲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贫窘之状可见一斑。恰巧这时，族中胡守焕因家庭败落，愿将《图书集成》一部大书减价出售。胡适的母亲知道儿子想得到这部书，便借钱买下了。她宁肯自己遭受困窘，却仍处处为儿子设想，真可以算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资的开明的母亲。 然而，在儿子的婚事上，她却很不开明。她很早就为儿子包办订下了终身大事，也许是盼着早日抱孙子罢。 到1918年11月，她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人世的时候，虽然只活了46岁，心里却应该是感到宽慰和满足的了。她的儿子已经学成归国，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导文学革命的知名人物。她感到遗憾的，可能是最后没有来得及抱孙子。
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生于上海。幼年在故乡家塾读书，１９０４年随兄到上海，先后进梅溪学堂、澄衷学堂，１９０６年考入中国公学。１９１０年赴美留学，先入康奈尔大学农科，１９１２年转文学院，修哲学、文学。１９１５年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是杜威。从此一生信奉杜威的实用主义。１９１６年开始与在美同学讨沦白话文，最后写成《文学改良当议》，１９１７年１月发表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这是最早全面系统地提倡白话文的论文，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产生重大影响。１９１７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新青年》编辑，１９２０年出版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五四运动以后，思想逐渐趋于保守。１９２８年受聘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１９３１年回北大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１９３２年５月创办《独立评论》。抗战期间一直担任驻美大使。１９４６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１９４９年到美国，次年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馆长。１９５８年回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４日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为欢迎新院士举行的酒会迎新院士举行的酒会结束时，因猝发心脏病逝世。
胡适的父亲——胡传
文化大师胡适的父亲，大号胡铁花。这当然不是古龙笔下的武侠名人、楚留香的好友胡铁花，而是中过秀才、当过知州的胡铁花。胡适的父亲本名胡传，铁花是他的字。他最后的官职是台东知州，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在清朝的台湾，这个官职不算小，但他更闻名于世的是诗才。胡适曾谦逊自己不会写诗，《尝试集》那类白话诗也确不以文采见长。但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诗人。
胡传像
我读过他的一些诗，奔驰、狂放而富有生气——“仰视飞云天外起，酒酣愁听大风歌”，在万马齐喑的晚清，应该是踔厉飞扬的。然而，在胡适绚烂的文学冠冕上，我们找不到他父亲的名字。胡传不甘心做个文人，他前往京师寻找报国机会，又怀揣一封介绍书，走了四十二天，到达冰天雪地的吉林，面见钦差大臣吴大徵，要求随大清使节去解决中俄边界纠纷。吴大徵好奇地接纳了这个少年。据说，吴大徵曾称赞胡传有治省之才，这也许是胡适的一家之言，但胡传却的确是个称职的地方官。当时台湾刚刚建省，在朝廷大臣心目中是个瘴疠蛮荒的苦地方。胡铁花却主动请缨，离开怀孕待产的妻子，来不及看一眼新生爱子，就踏上了茫茫海路。 胡传到达台湾的时候，首任巡抚刘铭传的改革，已经人去政亡。东海危机乌云般翻卷在上空，到处是不安谧的波涛。胡传穷尽心血写下了第一部《全台兵备志》。他一定又像勘察中俄边境那样，走进了台湾岛的森林、山峡、海口，踏遍了郑成功时代的城垛和荷兰人留下的赤莰城。“华严世界，任凭我，踏遍云山千叠……”然而在王朝末日，这只是一个文人的梦想。 三年后，中日甲午战争打响，胡传征募兵勇、守卫台东，但他的剑还未出鞘，就被光绪皇帝割让台湾的诏书冻住了。皇帝下旨：所有在台官员一律内渡，将台湾交接日本。胡传拒绝奉旨，做了封建文人最大的反抗。他四处奔走，募兵保台，又徒步行走到台南，衣衫褴缕，面见黑旗军老将刘永福，以书生之身要求参战。我想，胡适身上那打破千年文字八股的躁动血液，就流动在他父亲喷薄的脉管中。 胡传病倒了，被刘永福护送回到厦门，几天后死于时疫。那是日军攻占八卦山的第二天。作为《全台兵备志》的作者，他应该是最知道八卦山对台南战略意义的人。与其说他死于时疫，不如说他死于台湾陷落的可怕命运。据说，胡传的家乡流传着他战死沙场的传奇，也许战死是胡传最美丽的神话。他壮硕的身躯，停歇在南国的红色土地上，仿佛关于历史和未来的无字之书。我注意到，胡适出生在1891年12月，他的父亲忧愤死于厦门时，应该只有三岁零几个月。而他的母亲，则是二十三岁的妙龄少妇。遥想娇妻幼子倚门而望，胡传眼中一定涌满坚硬如冰的泪水。那是失意诗人的泪水，是丧失国土的官员的泪水，更是一个丈夫和父亲的泪水。 胡传内渡的船只，是台湾海峡封锁前的最后船队。海面上惊慌的海鸥，哀鸣的白鹭，还有哭泣流离的人群，曾带给诗人怎样的哀愁？暴风雨的四周是万籁俱静的深夜，黑黢黢的潮湿的夜空中，传来海浪亘古不屈的呼啸。然而，诗人胡传已经不能动笔了，黑暗的午夜里，他躺倒在厦门的风浪声中。 胡适动笔写下《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一定想起了他的父亲。当书生报国成为南柯一梦，文学就不得不站起来，拯救一个民族的生命力。这是一种倔强的坚韧，坚韧中也有淡淡的悲哀。胡传去世六十多年，他的儿子胡适终于第一次踏上了台湾。父亲的精魂守护在这里，激动的胡适无法克制血脉贲张，几年后骤然辞世。 父子两人的生命，都在台湾画上了奇特的圆。这也许只是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