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莲说》主题之我见
《爱莲说》是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在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任职时（1060年5月）写的。该文托物言志，议论精辟隽永，且语言简洁优美，是一篇千年传诵的名文。但关于这篇名文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人教版”中学语文“教参”认为，作者在文中宣扬了“洁身自好的生活态度”；苏者聪在《<爱莲说>的思想和艺术特色》一文中认为，该文“表现作者的进步理想与美学情趣”；李如鸾在《一篇体物言志的散文小品》一文中则认为，该文是“自己标榜清高”。我对上述种种主题说持有异议。《爱莲说》能成为名作，除其优美独特的艺术风格外，深刻的主题也是重要原因。而名作的主题往往是深层次的。如果不结合作者的生活环境及作者人品情操作深入思考，仅根据文中某些语句，想当然地推导论其主题，那肯定是片面的或肤浅的。因此，对此文主题进行一番探讨，很有必要。
原文仅119字，为便于分析，现抄录于下：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不难看出，该文采用托物言志、借花喻人的手法，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与志向。因此先理清文中的菊、牡丹、莲三种花在比喻哪三种人，再结合相关的背景材料分析，就可以了解作者到底在寄托何种思想、感情与志向，那么文章的主题也就一目了然了。
首先，我们看看文中有关菊花的文句：“晋陶渊明独爱菊”；“菊，花之隐逸者也”；“菊之爱，陶后鲜有闻”。显然，菊花象征隐士，陶渊明之类人物。
众所周知，陶渊明是有名的隐逸之士。“早年有政治抱负，又性爱自由，任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职。”（见《历代文学及工具书常识》P19）他做彭泽县令时，碰上督邮来巡视，县吏告诉他，“应束带见之”，他不“为五斗米折腰”，当即辞去彭泽令，决心远离统治者，洁身自好。此后他长期归隐田园，以酒遣怀，以菊花为伴侣，再没有出仕。他的《饮酒》诗中所吟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是他的隐士生活的写照。
对陶渊明消极避世的“菊之爱”，文中仅谓之“独爱”、“陶后鲜有闻”，便戛然而止，语气冷漠，似有隔世之感、“不敢恭维”之意。
其次，文中有赞美牡丹的文句是：“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牡丹，花之富贵者也”；“牡丹之爱，宜乎众矣！”不难看出，牡丹象征荣华富贵，是当时世人的追求。
唐朝初期特别推崇牡丹，把牡丹视为珍品，誉为国花。到贞元时，对牡丹的赏玩，更成为盛行长安的社会风气。暮春时节，车水马龙，权贵们不惜高价争相购买。白居易在《买花》一诗中也描写过这种风气：“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由于统治者的提倡，长期以来形成一种竞效奢靡、争攀富贵的不良的社会风气，直到宋代依然存在。
因此，周敦颐文中名写牡丹，实是对当时权贵及世俗之徒追慕荣华富贵的嘲讽。“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字里行间讽意十足。
最后，我们来看文中关于描写莲花的句子：“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莲，花之君子者也”；“莲之爱，同予者何人？”
对照来看，文中写菊、牡丹各用三句，均二十余字，惜墨如金，冷讽之意昭然。而写莲花则洋洋洒洒，摹形状物，抒怀礼赞，不一而足。字、句均超过前二者之和，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两相对照，好恶之意，泾渭分明。
显然，文中所礼赞的莲，象征君子，是指品德高尚的人，是周敦颐心目中喜爱的偶象。
如前所述，这篇“说”，是周敦颐在南康郡任职时写的。当时，他还曾亲自率领属下在旧南康府署一侧挖地种莲，名曰：“爱莲池”。又据朱熹《跋<爱莲说>》里介绍，周敦颐的遗居不仅以“爱莲”命其所寓之室，还筑有爱莲亭，且将此“说”刻于壁间。
周敦颐在南康郡任上，为什么既种莲，还要写“说”向世人表示他爱莲之意呢？
古人云：“言为心声。”因为莲正是他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化身，是他忠直进取的美好标志，是他不阿世俗的性格的参照物。
文中描写莲花的精彩语句，每句都扣紧君子的性格特征：清廉（“出淤泥而不染”）；不阿谀奉承（“濯清涟而不妖”）；内心通达、行为正直（“中通外直”）；不拉拢勾结（“不蔓不枝”）；要德声远播（“香远益清”）；要坚守节操（“亭亭净植”）；要端庄、严肃被人敬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周敦颐向世人强调自己爱莲，实质上是在表示自己要用“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当一个受人拥戴的清官。
事实上他在为官生涯中也正这样做了。但是当时官场内外各种腐败现象，使得他不禁感慨万分：“同予者何人？”
因此，我们进而认为，文中描写的三种花，是在隐喻官场中的三种人并表达自己的三种态度：一是以菊隐喻远离官场、躲避现实的隐士；对他们消极避世的孤傲，作者无意引为同调。二是以色彩绚丽、妩媚诱人的牡丹，象征世俗“富贵人”；对争名夺利的权贵们，他不屑一顾。三是对于象征君子（清官）的莲，他从内心热爱，而且是身体力行效法之。
文如其人。我们从《宋史》等有关周敦颐的记载中也可了解他为官清正的“君子之风”。
他当过分宁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郴州桂阳令、知南昌、合州判虔官、通判虏州、知郴州、广东转运判官、知南康军等职。五十七岁死于去蜀任上。在他为官的一生中，为人刚正、主持公道、不畏强权，有口皆碑。据《宋史》载：
为分宁主簿，有狱久不决，敦颐至，一讯立辨。邑人惊曰：‘老吏不如也。’在调南安军司理参军，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辨，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悟，囚得免。移郴州桂阳令，治绩尤著……徒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宁狱者，吾属得所诉矣。’富家大姓，黠吏恶少，惴惴焉不独以得罪于令而忧，而又以污秽善政为耻。……为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以洗冤泽物为己任。……（《宋史》卷四百二十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
从以上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周敦颐之所以一到任，就解决积案，敢于冒犯严酷的顶头上司，使一个囚犯捡回一条生命，正因为他是一个行为正直、紧守节操、清廉无私的人。因此连富家大姓、狡猾官吏、流氓地痞，都因为污蔑周敦颐的善于理政而感到羞耻，即使是对立面也不得不称赞他。宋朝名士黄庭坚称其“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微福而厚于得民。”这正是对他“君子”德行、莲花品格的高度评价。
至此，我们不难归纳出《爱莲说》的主题：作者反对当时消极避世和追求富贵名利的世风，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要做一个正直、高尚的君子，廉洁、进取、爱人敬重的清官。这一鲜明的主题，正是《爱莲说》历经近千年还为人民喜爱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