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分析《智取生辰纲》（下称《智取》）的线索时，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即小说的这一节选部分为双线结构，有一条“暗线”：
一条线索是杨志等人怎样上路，怎样中计，怎样丢失了生辰纲；一条线索是晁盖、吴用等人怎样定计，怎样行动，怎样劫取生辰纲……为了突出“智取”，用明线写杨志的精细和周密防范，对这条明线越刻画得细致，就越能刻画出暗线一方人物的智慧。同时，由于对晁盖、吴用等人的行动采取暗线写法，让读者猜不透，造成悬念，直到最后由暗线转到明线，读者才恍然大悟。（人教版高中语文第四册《教师教学用书》）
暗线是叙事性文学作品中一种特殊的带有模糊性的文学现象，是“文学作品中未直接描绘的人物活动或事件所间接呈现出来的线索”，《现代汉语词典》对暗线这一概念的诠释代表着人们的一种共识。为了讨论《智取》是否存在一条“暗线”，我们不妨先行分析一篇公认的存在暗线的小说《药》，探讨一下同时存在明、暗两条线索的这类小说的艺术特质。
教参说：“《药》有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明线是华老栓一家，暗线是夏瑜一家。”
暗线在作品中的存在形式是：“夏瑜在刑场就义—夏瑜的血在茶馆被吃—茶客在茶馆谈夏瑜—夏四奶奶上坟”（同上）。分析这条暗线的艺术流程可知：
第一，从描写手法看，对暗线的中心人物夏瑜，小说始终采用间接描写。夏瑜的有关情况，主要是通过康大叔和众茶客的谈话来表现的。“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是夏四奶奶的孩子”；“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他竟会那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人们是从勾连两条线索的人物康大叔口中，了解了夏瑜身份，被捕原因，狱中斗争诸种情形的。可见，间接描写是描绘暗线主角的基本方式。
第二，从材料运用看，夏瑜故事，由一些不完整的零碎的材料构成。夏瑜如何走向革命，如何秘密活动，如何被捕刑讯，甚至，夏瑜的身貌、学力、年龄、职业、履历，这些基本问题，在小说中是模糊不清的。小说没有按照夏瑜从被捕到遇害的生命历程来布局，而是将夏瑜故事点缀于文中各部分。可见，暗线材料或为零星片断，或为片言只语，其间的逻辑顺序前后颠倒，时空错乱，需要读者运用逻辑思维重新整合，凭借想像连缀成完整的夏瑜故事。
第三，从故事情节看，暗线的中心人物夏瑜始终没有出场。“古×亭口”刑场上，夏瑜离读者最近。可是，读者依然不能见夏瑜，作者用“簇成一个半圆”的愚民阻挡了读者注视夏瑜的目光。可见，暗线中心人物的形象是朦胧的，在小说中似乎穿上了一件“隐身衣”，绝不现身露形登台亮相，即令在暗线高潮处也是如此。
在作了这样粗略的分析之后，让我们对照着检查一下《智取》。“对晁盖、吴用等人的行动采取暗线写法”这一说法，吻合暗线营构的艺术规律吗？
第一，《智取》对晁盖、吴用等８人的行动采用了正面的直接的描写。从吴用吩附一人去林边“舒头探脑价望”却故意让杨志瞧见始，至白胜挑酒上岗，好汉买酒下药，麻翻军汉劫走珠宝止，全部是作者“直接描绘的人物活动或事件”。
第二，晁盖、吴用等人“智取生辰纲”是一个完整故事。从定计施计到这件事的后果，小说以全知叙述视角作了全方位的描述。读完小说，读者不存在模糊感朦胧感，小说的情节无须读者重新想像和整合，因为，对读者需要了解的一切，小说已经交待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第三，晁盖、吴用等人在小说中直接登场，小说描写他们的神貌、言辞、行动，而且不厌其详。关键处更是不吝笔墨。“一个客人从松林里走将出来，手里拿一个瓢，便来桶里舀了一瓢酒，那汉看见，抢来劈手夺住，望桶里一倾，便盖了桶盖，持瓢往地下一丢，口里说道……”这是写“智取”成功的核心一招——下药，吴用拿瓢舀酒，白胜夺瓢倾酒，蒙汗药瞒天过海下于酒中。正是这样的细节描写，建构了《智取》的高潮。如果向杨志出手的人物不直接在《智取》中登场，而是依赖第三者转述其行动，能够进行如此精致的描摹吗？
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角度进行思考。为什么在小说中要布设一条暗线？为着用极经济的笔墨展示极深刻的意蕴。所谓“极经济的笔墨”，指的是减约文字的写法。《药》中与暗线有关的文字约占全文十分之一。所谓“极深刻的意蕴”，指的是暗线意蕴的模糊性和象征性，需要读者调动生活积累，操作鉴赏技法去体味感悟。《药》的明线直接表现“民众的愚味”，暗线的意蕴则不那么明朗，至少是一个曾经引起争论的话题（表现“革命者的悲哀”是争论后的主流看法）。在《智取》中，我们看到的恰恰是迥然相反的情形。“晁盖、吴用等人怎样定计，怎样行动，怎样劫取生辰纲”，小说的描写相当充分，而小说的主题也根本无须读者去作什么“深层感悟”。
如果深入探究一下明线暗线间的辩证关系，我们会发现一种更为有趣的现象。暗线往往蕴含事物变化之动因，明线往往表现事物变化之过程。暗线的存在或暗线人物的活动决定着影响着制约着明线人物的活动，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因果相承的反应，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丰富了小说的内涵。试以入选过教材的中外著名小说为例。《柏林之围》中，普鲁士军队的推进决定了儒夫上校的悲剧；《我的叔叔于勒》中，于勒身世的沉浮影响了菲利普夫妇的态度；《夜》中，映川夫妇的存亡制约了老妇人的心理；《药》中，正是夏瑜的鲜血才引发了华家的故事。不仅暗线为明线之肇因，而且两条线索的代表人物虽有内在联系，却无正面冲突，上列小说概莫能外。在这些问题上，《智取》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生辰纲”这一信息触动了晁盖等人敏感的神经，押运官不是他人而是杨志，令吴用决定不是“力夺”而是“智取”。所以，“押运生辰纲”为因，“智取生辰纲”为果。而且，双方在黄泥冈狭路相逢，斗智斗勇，直接交锋，演出了一幕精彩的活剧。
因此，称“智取生辰纲”这条线索是“暗线”，不符合暗线显示的间接性、暗示性、模糊性等基本艺术特征。“《智取》暗线说”是一种难以成立的流行观点。
既然如此，为什么长期以来“《智取》存在暗线”的说法流行不衰呢？这是因为，节选的这一部分文字存在着诸多可能引起误解的因素。
第一，《智取》采用了“补叙”手法。“这七人端的是谁？”“却怎地用药？”这些“内幕”是在故事高潮之后方抖搂出来的。而此前，“贩枣客人”的身份和用药经过并不明晰。——这一点，很容易被视为“暗线”的表征。其实，“补叙”手法的采用是为着造成悬念吸引读者，这是情节设计方面的问题，而线索则是一个结构问题。如果说“智取”一节没有写明晁盖、吴用等人的姓名，因此算暗线，那么，就将情节和结构混为一谈了。“补叙”不是构成暗线的必要条件，“猜不透，造成悬念”，与线索的明暗没有必然联系。叙述手法的变化，不能成为“《智取》暗线说”的理由。
第二，《智取》采用了特殊叙述视角。晁盖、吴用等人的活动，不少是通过杨志的观察描写的。杨志既是小说中一个人物，又充任了一回叙述者。“只见对面松林里影着一个人”，“只见松林里一字儿摆着七辆江州车儿”，“只见远远的一个汉子，挑着一副担桶，唱上冈子来”……这种叙述方式，令人产生了杨志一行在明处行动，晁盖等人在暗处行动的印象。——小说中人物成为故事的叙述者，这是暗线常用手法之一。但是，显然，《智取》并非采用这种单一叙述视角，更多情况下，小说采用的依然是一种全知叙述视角，矛盾双方的言行均调控于作者的叙述之中。药下酒中，军士买酒，杨志误饮，白胜下冈。“十五个人，头重脚轻，一个个面面厮觑，都软倒了。”晁盖一行推出江州车儿，将十一担金银珠宝装上车子，叫声聒噪，扬长而去。这些情节，均为直接描述。叙述视角的变化，也不能成为“《智取》暗线说”的理由。
第三，章回小说的结构方式，常常两线并行。《水浒传》第１２回至第１７回，主要写杨志故事。自杨志失陷花石纲丢官始，至落草二龙山宝珠寺止，在整个杨志故事中，同时穿插了晁盖、吴用等人的故事。这种结构技法，俗称“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杨志故事是这部分文字的一条主线，晁盖等人的故事则是一条副线。两条线索均为明线，分头并进至黄泥冈始行交汇。在副线上有一个模糊的点，这就是吴用的“圈套”。“七星聚义”后，吴用对晁盖称：“我已安排定了圈套”，“只可你知我知”。吴用的“圈套”，读者不知，至黄泥冈始大白天下。——关键处的模糊的确是暗线的艺术特点之一。但是，一个点的暂时模糊——这是章回小说常用的“遮眼法”——不等同一条线的有欠透明。晁盖等人聚义劫财这一条副线是一条清清楚楚的线索，副线的存在更不能成为“《智取》暗线说”的理由。
上列因素可能是一般评论者误识《智取》线索的缘由。廓清这些迷雾之后，我们有理由认为，《智取》不存在“暗线”应当是一个符合小说艺术特征的结论。
江苏南通市第三中学２２６０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