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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课外拓展


《桃花源记》
 课 外 拓 展
  一、关于《桃花源记并诗》的影响
  在中国,素有“山川以人而胜”的传统,所谓“景不自美,因人而彰”,“地不自胜,惟人则名”。王勃之于滕王阁,李白之于敬亭山,崔颢之于黄鹤楼,柳宗元之于永州,范仲淹之于岳阳楼,欧阳修之于醉翁亭,苏轼之于黄冈赤壁,莫不如此。但他们写的都是实景,而桃源仙境却是虚构出来的。以一篇诗文虚构一个仙境而令游人神魂颠倒,在中外都是少有的。武陵桃源,原是鲜为人知的荒僻之地,自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并诗》以后,始为文人墨客所重,梁陈之际已有诗人涉足山溪,探寻灵秘。至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桃花源忽名声大噪,甚至引起朝廷的关注。天宝七年,诏令“三十户蠲免税赋,永充洒扫,守备山林”。此后,游者日众,成为人皆慕趋的风景胜地,吟咏之作也历代赓续不绝。
  一千多年来,在中国诗人心中,桃源仙境始终是美好的,令人向往的,具有永恒的魅力。尽管唐代韩愈说“桃源之说诚荒唐”,子虚乌有,可是古代诗人宁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总是怀着虔诚的心理和美好的愿望去寻求那梦中的温馨。他们“不疑灵境难闻见”,只怪自己“尘心未尽思乡县”(王维《桃源行》),“尘心如垢洗不去”(刘禹锡《桃源行》)。也许,愈是神秘愈能叩动诗人的心扉,所以尽管“仙家一出寻无踪”,“只见桃花不见人”,不得不带着“恨满桃花一溪水”的惆怅离去,也还是魂牵梦绕,津津乐道,难以忘情。因为它不同于一般的乌托邦的社会学说,而是一种理想,一种美的象征。
(臧维熙,选自《古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简称“臧文”。)
  二、关于本文的写作背景
  《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约作于永初二年(421),即南朝刘裕弑君篡位的第二年。这时陶渊明归隐田园已经十六年了。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大济于苍生”之志,可是,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晋宋易代之际,东晋王朝极端腐败,对外一味投降,安于江左一隅之地。统治集团生活荒淫,内部互相倾轧,军阀连年混战,赋税徭役繁重,加深了对人民的剥削和压榨。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动乱年月里,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同时,东晋王朝承袭旧制,实行门阀制度,保护高门士族贵族官僚的特权,致使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像陶渊明这样一个祖辈父辈仅做过太守一类官职,家境早已败落的寒门之士,当然就“壮志难酬”了!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因而和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义熙元年(405),他仓促而坚决地辞去了上任仅8l天的彭泽县令,与统治者作了最后决裂,长期隐居田园,躬耕僻野,
  他虽“心远地自偏”,但“猛志固常在”,仍旧关心国家政事。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改年号为“永初”。次年,刘裕采取阴谋手段,用毒酒杀害晋恭帝。这些不能不激起陶渊明思想的波澜。他从固有的儒家观念出发,产生了对刘裕政权的不满,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恨。但他无法改变、也不愿干预这种现状,只好借助创作来抒写情怀,塑造一个与污浊黑暗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桃花源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苏者聪,《<桃花源记>浅析》,《课文分析集》初中第二册,
  广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以下简称“苏文”。)
  陶渊明为什么要虚构桃源仙境?这要从他的时代和思想说起。东晋末年,陶渊明家乡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由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晋书·刘毅传》)。及至晋宋易代,人民逃亡情形更为严重。《宋书·荆州蛮传》说:“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因“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这些史实便是虚构桃源仙境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从思想来说,陶渊明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并又追慕阮籍无君无臣、无富无贵的社会理想,接受过鲍敬言的无君论思想,素怀高洁,久幕淳风,眷爱丘山,厌恶官场,曾以羲皇上人自谓,幻想做无怀氏、葛天氏之民。这些思想意识积聚起来便成为其虚构仙境的思想根源。《晋书》本传说陶渊明自以为曾祖为晋世宰辅而“耻复屈身后代”,故何文焕说他是以“避宋之怀”写桃源人避秦之事,也可作为剖析其创作动机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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